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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土司制度的实施

说明：下文有土司之“土地、军事和司法”制度介绍

明代，“广西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蛮势之众，与滇为埒。”就是发展较先进的东部壮族地区，视如内地，“桂林与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而无地无瑶、僮。桂林之古田，平乐之府江，浔州之藤峡，梧州之岑溪，皆烦大征而后克，卒不能草（？）而兽称之，设防置戍，世世为患。”实际上桂东浔州设有由土司统治的武靖州，各流官州县亦设有土巡检司。到了清初，“广西之境，大约俍人半之，猺、獞三之，民居二之。”东起粤西，西至滇东，北从湖广之南，南达交海，壮、瑶广泛分布聚居。然而，自秦、汉统一后至清代的两千年间，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受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早晚和深浅不同，使东部壮族和西部壮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受汉文化影响较早较深的东部地区，社会发展较快，易于治理，封建王朝设置郡县（一般郡县），派流官直接治理；而社会发展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称为“溪峒”，则设置羁糜州县，后发展为土司州县，委任壮族首领为官，进行间接统治，实施“以夷治夷”政策。故在壮族的广大地区，历史上有一般州县（即流官州县）和土司州县（土官统治）之别。须分别给予阐述。

第一节土司州县及其沿革

宋朝时设的羁糜州县峒共70余所。平侬智高起义后，在这些羁糜州县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土司制度。羁糜州县主要分布在广南西路的西部地区。其中隶于邕州都督府的有忠州、冻州、江州、万承州、思陵州、左州、思诚州、谭州、渡州、龙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禄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员州、广源州、勒州、南源州、西农州、万崖州、覆利州、温弄州、武黎县、罗阳县、随陵县、永康县、武盈洞、古颤洞、凭祥洞、博洞、卓洞、龙英洞、龙耸洞、徊洞、武德洞、古佛洞、八魁洞，并属左江道；思恩州、鹅州、恩诚州、勘州、归乐州、武峨州、伦州、万德州、昆明州、婪凤州、侯唐州、归恩州、田州、功饶州、归城州、武笼州、龙川县，并属右江道。庆远府辖羁糜州十、军一、监二：温泉州、环州、镇宁州、蕃州、金城州、文州、兰州、安化州、迷昆州、智州、怀远军、富仁监、富安监。融州辖羁糜州一：乐善州。宋《元丰九域志》载上述羁糜州外，隶于宜州（庆远府）的还有思顺州、归化州、南丹州，并于忻城县的羁糜芝忻、归恩、纤三州。

元朝时土司制度确立，设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司机构。在广西设两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于湖广行省，下设路、州、县，土司地方为土州上县。靖江路，初设广西道宣抚司，旋改宣慰司，后改为路总管府；南宁路，初置安抚司，后改为邕州路总管府兼左右两江溪洞镇抚，泰定元年（年）改南宁路。梧州、浔州、柳州、融州、容州、象州、钦州等路，初置安抚司，设安抚使，后改为路总管府。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至元十三年（年）设，十六年（年）改庆远路总管府，大德元年（年）复立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田州路、来安路设军民总管府。这些土司机构，有的使用流官，有的参用土人，如两江道宣慰司宣慰使非土官所任，来安路、田州路、太平路、思明路、庆远路等西部壮族地区，安抚使、路总管皆为壮族土官所任。其他各路则为流官。而路下之土州县职官多用土人。

明朝时壮族地区土司制度蓬勃发展，所设土司府、州、县、长官司、土巡检司很多。不仅广西西部设有土司，而且在云南东部与广西相邻地区和广东西北部地区亦设有土司。现分列以述。桂林府：视如内地，无土司州、县之设，但所属永宁州，旧为古田县，设有峒木镇、常安镇、富禄镇三土巡检司。

平乐府：平乐县有水浐营土巡检司；恭城县有白面寨、西岭寨二土巡检司；贺县有大宁寨、樊字寨、白花洞三土巡检司；荔浦县有峰门、南源二土巡检司；修仁县有荔江、丽壁二土巡检司；永安州于弘治三年（年）设长官司，五年废，有古眉寨、群峰寨土巡检司。

梧州府：藤县于洪武（一年）初置五屯守御千户所，土目覃福为千户；博白县有安定、春台、平山、兆常四土巡检司．

柳州府：迁江县，洪武二十五年（年）于县东置屯田千户所；融州有大约镇土巡检司；上林县，永乐二年（年）移南丹卫于县之三里。隆庆间（一年）于十寨立长官司，以黄昌等为长官及土舍。万历间（一年），在八寨立三镇，以东兰韦应鲲、韦显能、田州黄冯克为巡检；怀远县有万石、宜良、丹阳土巡检司。

庆远府：元为庆远南丹等处军民安抚司，以莫天护为安抚司同知。东兰州，宋文兰洞，元为东兰州，明因之，土酉韦氏为世

袭土官；那地州，宋为那、地二州，元因之，明洪武元年（年）并那、地二州为那地州，七酋罗氏为世袭土官；南丹州，宋初土酋莫洪傅内附，为知州。元初，土官莫国麟归附，命为庆远南丹溪洞安抚使。明洪武七年〔年），授莫金为知州，世袭；忻城县，元时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明洪武初改设流官，土民不服，举莫保孙莫敬诚为土官，总督邓廷攒奏革流官，以莫氏土官为知县，世袭。永顺长官司和永定长官司，明弘治元年（年）析宜山县地以置，各设长官一、副长官一，以邓文茂等4人为长官、副长官。永安长官司，地于天河县，弘治九年（年）设，授土人韦万妙等为正、副长官。

浔州府：明成化间（一年）设武靖州于大藤峡内，以上隆州土官知州岑铎为知州，土人覃仲英为世袭土官吏目。州南有罗秀土巡检司；平南县设有洞心、三堆、平岭、大峡四土巡检司；贵县：向武军民干户所于正统六年（年）迁来县，万历二十三年（年）迁县西北谢村镇。

南宁府：有土州四。归德土州，宋置，元属田州路，洪武初隶南宁府，土官黄隍城归附，授知州职；果化上州，宋置，元属田州路，明嘉靖九年（年）隶南宁府。洪武初，土官赵荣归附，授世袭知州；上思土州，唐置，元属思明路，明弘治十八年(年）隶南宁府。洪武初，土官黄中荣归附，授知州职。弘治十八年（年）改流。嘉靖元年（年）复为土州，给土官世袭，议而不行。州西有迁隆洞土巡检司；下雷土州，宋置，元为下雷州，洪武初归附，失印，降为峒，隶镇安府。嘉靖十四年〔年）获旧印。嘉靖四十二年（年）属南宁府，万历十八年（年）升州，洞长许应珪为上州判官。

太平府：元太平路。明洪武元年（年）土官黄英衍降，洪武二年（年）为太平府，黄英衍为土官知府，世袭，旋改流官。领土州县十九：太平土州，旧为西原农峒地，唐为波州，宋改太平州隶太平寨，元隶太平路。明洪武元年（年），土官李以忠归附，授世袭知州；镇远土州．宋置，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赵胜昌归附，授世袭知州；茗盈土州，宋置，元隶太平路，明洪武初，土官李铁丁归附，授世袭知州；安平土州，唐置波州，宋析为安平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郭佑归附，授世袭知州；思同土州，唐置，宋隶太平寨，洪武初，土官黄克嗣归附，授世袭知州；养利州，元隶太平路，明洪武初，土官赵日泰归附，授知州，世袭。后于宣德三年（年）、成化十四年（年）和万历只年（年）3次改流；万承上州，唐置万承、万形二州，宋省万形入万承州，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许郭安归附，授世袭知州；全茗土州，宋置，元隶太平路。洪武初，土官李添庆归附，授世袭知州，结安土州，宋置结安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洪武初，土官张仕荣归附，授世袭知州；龙英土州，宋龙英峒，元改州，隶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李世贤归附，授世袭知州，结伦土州，宋为结安峒，元改州，隶太平路，洪武初，峒长冯万杰归附，授世袭知州；都结土州，元太平路，土官农姓，洪武初归附，授世袭知州；上、下冻土州，宋置冻州，元分上、下冻二州，旋合为一，隶龙州万户府，明隶太平府。洪武初，土官赵贴从归附，授世袭知州；思城土州．唐置．宋因之，隶太平寨，元隶太平路，洪武元年，土官赵雄杰归附，授世袭知州；永康土州，宋为永康县，元隶太平路，土官杨姓，成化八年（年）改流，万历二十八年（。年》升为州；左州，唐置，宋隶古万寨，元属太平路，洪武初，土官黄胜爵归附，授世袭知州，成化十三年(年）改流；崇善县，明宣德元年（年），土知县赵退谋广地界，攻左州，官兵剿平后改流；罗阳土县，宋置，隶迁隆寨，元属太平路，明属太平府。洪武初，土官黄宣归附，授世袭知县；陀陵土县，宋置，隶古万寨，元隶太平路，明属太平府。洪武初，土官黄福寿归附，授世袭知县。

思明府：土府。唐为思明州，元改思明路，洪武初改为思明府。洪武二年（年）土官黄忽都归附，授思明府世袭知府。所属土司有：思明州。洪武初，土官黄君寿归附，授世袭知州。万历十六年（年）改隶太平府；＿仁石西州，明初属思明府，万历三十八年（1年）改隶太一平府。土官赵氏、何氏、黄氏相更，皆绝，改流官；下石西州，元属思明路，明属思明府。洪武二年(年）土官闭贤归附，授世袭知州；忠州，宋置，元属思明路，洪武初，土官黄威庆率子中谨归附，授威庆江州知州，中谨为忠州知州．皆世袭；凭祥州，宋置凭祥峒，属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洪武十八年（年），土蛮李升归附，置凭祥镇，以升为巡检，隶思明府。永乐二年（年），以镇改县，以升为知县，成化八年（年）以县改州，升孙为知州，直隶于布政司。思陵州，宋置，元属思明路，明初隶思明府，洪武二十一年（年）改隶布政司。土官韦延寿为世袭知州。

思恩府：土府。唐为思恩州，元属田州路，明初隶田州府，正统三年（年）升府，六年（年）改为思恩军民府。土官岑瑛为世袭知府。弘治十八年（年）改流。嘉靖七年析设兴隆、那马、白山、定罗、旧城、下旺、安定、都阳、占零9个土巡检司。

田州府：土府。宋置田州，隶横山寨，元为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为田州府，洪武二年（年），土官岑伯颜归附，授田州知府，世袭。嘉靖八年（年）降府为州，析府地设床甲、棋甲、婪凤、武龙、累彩、篆甲、下隆、寨桑、寨马、凌时、万洞、阳院、大田、县甲、怕河、思郎、思幼、侯周等18个土巡检司。上林土县，宋置，元属田州路。洪武二年（13仍年）土官黄篙归附，授世袭知县。

镇安府：土府。宋时镇安峒，置右江军民宣抚司，元为镇安路。明洪武元年（年），授土官岑添保为知府，世袭，归顺州，旧为归顺峒，隶镇安路，明隶镇安府，弘治九年（年）设州治，以土官岑氏为世袭知州。后改隶布政司；上映土州，元属镇安路，明初为峒，隶镇安府，土官许朝卿，世袭。崇祯十年（年）升为州；湖润寨巡检司，属镇安府，土官岑氏世袭。恩城州：唐置，宋、元因之，明初隶布政司。土官岑氏，世袭。弘治五年（年），州废。上隆州：宋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初属田州府，后隶布政司，土官岑氏为知州。永乐四年（年），土官岑琼死，母陈氏袭替，死。景泰四年（年）岑铎为知州。成化二年（年），移大藤峡之碧滩立武靖州，岑铎为土官知州，隶浔州府。泗城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属田州府。洪武五年（年），土官岑善忠归附，授世袭知州。州属程县，为流官；安隆长官司，明初为峒，隶于泗城州。永乐元年（年）设长官司，岑子得为长官司长官，世袭；上林长官司，宋、元为上林峒，属泗城州。永乐初，设长官司，岑子成为长官司长官，世袭；利州，宋置，元因之。明洪武初归附，授土官岑氏为知州。正统七年（年）改流，以流官判州事。

龙州：宋置，元为龙州万户府。洪武二年（年），土官赵贴坚为知州，世袭。洪武八年（年）改直隶广西布政司。奉议州，宋置，元隶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明属田州府。洪武七年(年），土官黄志威为知州兼守御，世袭。向武州：宋置，元属田州路。明洪武二年（年）土官黄世铁遣使奉表贡方物，授世铁为土官知州，世袭。洪武二十一年(年）改置向武州守御千户所。正统六年（年）千户所迁至贵县，隶浔州府。

罗白县：明代隶于江州。洪武初，土官梁敬宾归附，授世袭知县。

明代．云南东部与广西相连之开化府，为壮族分布之地，亦设有土司。

教化三部长官司，明洪武十四年（年）设，以壮族龙氏为长官司长官。清朝康熙四年（年）改流，

八寨长官司，明永乐十二年（年）置，壮族龙氏为长官司长官。

有明一代，壮族地区土司府、州、县甚多，计有土府4、土州41、士县8、长官司10，土巡检70多个，上千户5，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长官司长官、上巡检、土千户等大小土官余人。不仅在广西西部地方有土司之设，而且在东部地区也新设有土州、土巡检和长官司等。

清代，是壮族地区土司的衰亡时期。经过明朝后期至清初的改土归流，土府已不复存在，重要的土州、土县也已改为流官治理。至清朝的光绪末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奏：仅存小土司43个，它们是：忠州土州、南丹土州、万承土州、茗盈上州、全茗土州、结安土州、镇远土州、江州土州、下石西土州、上下冻土州、下雷上州、安平土州、凭祥土州、思州土州、果化土州、太平土州、龙英土州、结伦土州、都结土州、思陵土州、上映土州、那地土州、归德土州、向武土州、都康土州、东兰凤山土州，罗白土县、上林土县、忻城土县、罗阳土县．永定长官司、永顺副长官司、永顺长官司，古零、定罗、安定、下旺、上龙、白山、兴隆、都阳、旧城土巡检司，迁隆峒土官等。这些残存的小土司，有的直到民国十七年（年）才最后改流完毕。壮族地区之土司制度，从宋朝至民国十七年最后消亡，发展延续有近千年的历史。

第二节一般州县及其沿革

宋、元、明、清时期，在壮汉杂居地区与土司州县同时并存的一般州县尚有许多，大多分布在广西东部地区。现分述其沿革。

宋代，设路、州（府）、县三级制。壮族分布于广南西路。路辖桂州、容州、邕州、融州、象州、昭州、梧州、藤州、龚州、浔州、柳州、贵州、宜州、横州、宾州、化州、高州、雷州、钦州、白州、郁林州、康州、琼州、平州、观州，及昌化、万安、朱崖三军，州下辖县65个。建炎元年（年），宋高宗（赵构）南渡临安，称南宋，年号建炎。所设州有所变化。绍兴三年（年）升桂州为靖江府．咸淳元年（年）升宜州为庆远府。设容州、戳州、象州、融州、昭州、梧州、藤州、浔州、贵州、柳州、宾州、横州、化州、高州、雷州、钦州、廉州、贺州、琼州、郁林州等20州及南宁、万安、吉阳三军。靖江府领临桂、兴安、灵川、荔浦、永福、修仁、义宁、理定、古县、永宁等10县。容州领普宁、陆川、北流3县。邕州领宣化、武缘2县及羁糜州44、羁糜县5。融州领融水、怀远2县及羁糜乐善州，象州领阳寿、来宾、武化、武仙4县。昭州领平乐、立山、龙平、恭城4县。梧州领苍语1县。藤州领谭津、岑溪2县。龚州领平南l县。浔州领桂平1县。柳州领马平、洛容、柳城3县。贵州领郁林县．庆远府领龙水、天河、忻城、思恩、河池5县及羁糜州1o。宾州领冷方、迁江、上林3县。横州领宁浦、永淳2县。钦州领灵山、安远2县。白州领博白1县。郁林州领南流、兴业2县。廉州领合浦、石康2县。合县数51。

元代，设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元初，广西壮族地区属湖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年）立广西行省。省下设12路、1府、l司、9州，分辖各县。12路是：靖江路，领临桂、兴安、灵川、理定、义宁、修仁、荔浦、阳朔、永福、古县等10县。南宁路，领宣化、武缘2县。梧州路，领苍梧县。浔州路领桂平、平南2县。柳州路领马平、柳城、洛容3县。钦州路，领安远、灵山2县。廉州路领合浦、石康2县。思明路、太平路、田州路、来安路、镇安路为土司地，已如第一节述。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除所辖土司州县外，尚领宜山、天河、思恩、河池4县。平乐府，领平乐、恭城、立山、龙平4县。9州：郁林州，领南流、兴业、博白3县。容州，领普宁、北流、陆川3县。象州，领阳寿、来宾、武仙3县。宾州，领岭方、上林、迁江3县。横州，领宁浦、永淳2县。融州，领融水、怀远2县。藤州，领谭津、岑溪2县。贺州，领临贺、富川、佳岭、怀集4县。贵州，领郁林县。此外，属于湖广行省的有全州路，领清湘、灌阳2县。合县53。

明朝，撤元朝行省为布政使司，行司、府（直隶州）、县（州）三级制。广西布政使司下设11府3直隶州，分领各州、县。11府是：桂林府，领临桂、兴安、灵川、阳朔、全州、灌阳、永宁州、永福、义宁等2州7县。平乐府，领平乐、恭城、富川、贺县、荔浦、修仁、昭平等7县及永安州。梧州府，领苍梧、藤县、容县、岑溪、怀集、博白、北流、陆川、兴业9县及郁林州。浔州府，领桂平、平南、贵县3县。柳州府，领马平、洛容、柳城、罗城、怀远、融县、来宾、武宣、迁江、上林1O县和象州、宾州2州。庆远府，除领忻城、南丹、东兰、那地1土县3土州和3长官司外，还领宜山、天河、思恩、荔波4县和河池州。南宁府，除领上思、归德、果化、忠州、下雷5土司州外，又领宣化、隆安、横州及州属永淳县、新宁州，思恩军民府除领土司州县外，还领武缘县。太平府，除领19个土司州县外，还领崇善县。思明府和镇安府所领均为土司州县。归顺、泗城、龙州3土州为直隶广西布政司。

清朝时期，壮族分布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中期以后，广西东部地区壮族多已同化于汉族之中，各县虽仍有壮族分布．但多居住在丘陵山区。清朝时大的土司多已改流。其行政设置为省、府（直隶厅）、州（直隶州）、县四级制。桂林府，领临桂、兴安、灵川、永福、义宁、灌阳等6县及永宁、全州2州和龙胜厅。柳州府，领马平、雒容、柳城、怀远、来宾、罗城、融县7县及象州。庆远府，领宜山、思恩、天河3县及河池州和安化厅。思恩府，领武缘、迁江、上林3县及那马厅。泗城府，领凌云、西林2县和西隆州。平乐府，领平乐、恭城、富川、荔浦、修仁、昭平、贺县、信都厅和永安州。梧州府，领苍梧、藤县、容县、怀集、岑溪5县。南宁府，领宣化、隆安、永淳3县和横州、新宁2州。浔州府，领桂平、平南、贵县、象州、武宣5县。太平府，领祟善、养利州、左州、永康州、宁明州和明江厅、龙州厅、凭祥厅。镇安府，领天保县、奉议州。上思直隶厅，领上思州。百色直隶厅，领恩隆县及恩阳州，郁林直隶州领博白、北流、陆川、兴业4县。归顺直隶州，领镇边县。云南东部与广西接邻的壮族地区，设广南府，领宝宁县和富州；开化府，领文山县、安平厅、麻栗坡对汛、东安里和江那里。广东廉州府，领合浦、灵山县。钦州直隶厅。

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后，许多土州土县改为一般州县，由流官治理。

第三节土官的来源及其统治

壮族土官的来源，史籍记载颇多，土官或其后裔所修之族谱、碑记，多说来自外地。如占地广阔、势力强大的岑氏土官，族谱认为其祖先是东汉初被封为舞阴侯的大将军岑彭。至第28世，曰正叔、仲叔、淳叔，居于浙江。“仲叔公仕宋，为麒麟武卫上将军，随狄青武襄公来粤西，征侬智高建功，事平，留公治永宁军，封粤国公，家于邕管，凡岭西有岑氏者，皆自公始也。”就是说，粤西岑氏土官来自浙江余姚。又如忻城莫氏土官，其族谱云：“远祖讳亮公，世居江南太仓州白米巷，迄移来粤，开族于忻，实自公始”,“大概时在元初，亮公由吴来粤也。”族谱之说，在壮族民众之中影响甚大。其实，壮族之土官，主要是当地的壮族首领。所谓土官，当指土人。但在历史上，民族交往十分密切，众多士官之中也有外来汉族的成分。他们久居壮族地区，受壮族同化也早成为壮族了。

壮族土官有黄、岑、莫、韦、李、赵、农、梁、冯、闭、许、罗等姓，其中以岑、黄、莫、韦、李氏土官势力最强，各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岑氏土官于宋末元初始有记载，至明朝强盛时占有田州府、思恩府、镇安府、归顺州、泗城州、恩城州、上隆州、利州、武靖州等地，右江上、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其统治范围；黄氏是壮族的大姓，隋、唐时的西原黄峒是其大分布区，称“西原蛮”。“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黄氏强，与韦氏、侬氏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又云：“羁糜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又有四道黄姓，谓安德、归乐、露诚、田州四州皆黄姓。”可知黄姓分布范围相当广。至明朝土司兴盛时，黄氏土官占有思明府、太平府、思明州、归德州、上思州、向武州、忠州、江州、上林土县、罗阳县、陀陵县、左州、奉议州、思同州等处，左江流域之大部分地区是黄氏土官的势力范围；莫氏土官则控制着广西西北部南丹、庆远、忻城一带；韦氏土官据有东兰州、思陵等州；赵氏土官统治的地区有果化、龙英、镇远、龙州、上下冻州、养利州、崇善县等地；李氏土官辖地有太平州、安平州、茗盈州、凭祥县等左江流域的部分地方；其他土官如许氏、侬氏、冯氏、罗氏、闭氏，辖地较少。云南东部之开化府、广南府有龙氏、侬氏、沙氏、沈氏土官，统治地方不大、势力较弱。总之，壮族土司辖地主要在广西西部左、右两江及红水河流域一带，这地方自古以来是壮族及其先民的大聚居区，溪峒林立，各有酋长，互不统属。唐宋以来列置州县以羁糜，以壮族酋领为刺史、知州等官，是土官的主要来源。

左、右两江黄氏，唐朝时为“西原蛮”。唐天宝初（一年），黄氏强，将韦氏、周氏逐于海滨。至德初（一年）黄氏首领黄乾耀率西原蛮起义，“合众二十万，绵地数千里。”继黄乾曜之后，又有黄少卿、黄少度起义。少卿归款，受封为归顺州刺史，弟少高为有州刺史。宋元时期，右江田州一带黄氏势力也很强盛。元至无二十九年（年）“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黄胜许是上思州壮族首领，归附后授封怀远大将军、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其子黄志熟为上思州知州。黄氏受封土官者尚有许多，如元文宗时思明路军民．总管黄克顺，思明州知州黄宗永，忠州知州黄祖显等。明代，对于归附的土官以原官授之。黄氏受封如故。如太平府知府黄英衍、思明府知府黄忽都、思同州知州黄克嗣、左州知州黄胜爵、思明州知州黄君寿、江州知州黄威庆、忠州知州黄中谨、向武州知州黄世铁、奉议州知州黄志威并做过田州府总管。明代黄氏土官众多、辖地广，唐、宋、元、明各朝相袭，皆为唐代西原黄氏之裔，是土著壮族。明初，明太祖朱元璋遣人“眷兹两江，地边南徼，风俗质朴。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知几，故能若此。”可以作黄氏土官为壮族土著之佐证。

莫氏土官亦当地壮族首领沿袭而来。隋朝开皇（一年）末，“桂州俚李光仕聚众为乱。诏稠召募讨之。师次衡岭，遣使者谕其渠帅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同锁崇以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致边民扰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释之，引崇共坐，并从者四人，为设酒食而遣之。崇大悦，归洞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入其峒，悉发俚兵，以临余贼。”隋时，莫氏已是广西北部一带的渠帅、峒主。唐代西原蛮黄乾耀起义，合众20万，绵地数千里，包括今全广西以至湖南南部，封数王，其中莫淳为拓南王、莫得为南海王。勿可知莫氏土酋在广西溪峒中的影响力。宋开宝七年（年），有南丹州蛮，“亦溪峒之别种”,“酋帅莫洪（？）遣使陈绍规奉求内附。九年，复来贡，求赐牌印，诏刻印以给之”，授为州刺史。有宋一代，莫氏土酋一直为世袭土官。元朝初，“南丹州莫国麟入觐，授国麟安抚使，三珠虎符。”明初洪武二年（年），行省臣言：“庆远府地接八番溪峒，所辖南丹、宜山等处，宋、元皆用其土酋安抚使统之。天兵下广西，安抚使莫天护首来款附，宜如宋、元制，录用以统其民，则蛮情易服，守兵可减。”随时改庆远府为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以莫天护为同知。。南丹州则“授莫金知州，世袭”。忻城莫氏土官，自言其祖“世居江南太仓州白米巷”，其实是当地的土酋，与庆远南丹的莫氏土官有密切的关系。忻城土县于宋以来属庆远府所辖，境内早有莫氏人家居住。今忻城县西山的摩崖《西山功德记》云：“时绍圣丙子岁（年），募莫诱众缘各施一缮，省命工匠于此岩镌石佛圣像一尊……信善弟子徐多、欧阳留、廖诚、吴夭锡、韦肯、莫全整、莫休、徐展、蒙想、蒙靖、吴黄、莫佛丑、葛语、莫拗。”这表明至迟于宋朝绍圣三年（年）已有莫氏壮民在忻城一带生活。如果和隋朝桂州境内峒主莫崇，唐代莫淳、莫浔相联系，莫氏土著的历史更为久远，后来忻城土官莫保，皆是他们的后裔．再说，忻城土官与庆远南丹莫氏土官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说是患难与共。如明后期万历年间（一年）、清初顺治九年（年）、康熙四年（年），忻城土司3次因内部倾轧而发生谋杀事件，均是南丹土官闻讯后派遣土兵前来帮助，解决了统治危机，维持了忻城土官的统治地位。南丹莫氏土官世掌庆远南丹大权，与忻城土官或为宗族，或为分封派遣，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屡屡出兵鼎助。如此看，庆远南丹、忻城土官并非外来，而是当地土著壮族。

韦氏亦是壮族的一大姓，唐代，与宁、黄、侬、周四姓同为“西原蛮”地区的著名姓氏之一。黄乾曜起义时曾以韦敬简为帅。今上林县境唐碑《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洞碑》的作者韦敬辨，是当地壮族先民的部落首领，曾做过唐朝澄州（今上林县境）刺史，颇有势力。在今上林西北部不远的东兰州，宋朝初为文兰峒，韦君朝为文兰峒峒长。崇宁五年（年）归附，改峒为兰州，以韦君朝子韦宴闹为知州。时至清代的东兰土州，韦氏一直是世袭土官。史籍记载证明，韦氏土官是当地的壮族首领。

侬氏土官，据史籍记载，来源于土著之壮族。唐代，侬氏已是左右两江的大姓，与黄姓相对立。宋代，侬氏聚居地称为“侬洞”。“广源州蛮侬氏，州在邕州西南郁江之源，地峭绝深阻，产黄金、丹砂，颇有邑居聚落。”侬氏势力强大，有侬全福者，知悦犹州，其弟侬存禄知万涯州，侬当道知武勒州，侬智高知广源州，并有雷、火、频、婆等四峒及思浪州。嘉佑二年（l年）宋王朝平侬智高后，知桂州萧固招侬宗旦内属，封为忠武将军，补其子侬日新知温闷峒。七年（l年），侬宗旦、侬日新请以雷、火、计城诸洞属县官，愿得归乐州，永为王民，宗旦为此迁一官，知顺安州，日新监邕州税。侬氏酋领为土官者不少。再者，宋朝廷平侬智高之后，“侬氏善良，许从国姓，今多姓赵氏。”原来是侬姓，在宋朝的剿抚压力下改从宋朝皇帝姓赵了，可知赵姓由侬姓变化而来。故后来赵氏土官说其祖随狄青征侬智高而来，不是事实。侬氏、赵氏土官为当地壮族首领，史籍已明。

显赫于明代的岑氏土官也不是来自浙江余姚的汉族，而是土著的壮族。按岑氏族谱，广西岑氏始祖岑仲叔，浙江余姚人，“智勇并善，兼岐轩术”，是随狄青征侬智高后“留仲叔治永宁军，加银青光禄大夫，都督桂林、象郡诸州兵马，以萧注为副，知邕州”，又说高母入特磨道后“仲叔与余靖、孙酒发兵讨之，屡战屡捷”,“帝嘉仲叔，晋爵粤国公，镇守岂管。’．如此观之，岑仲叔征侬智高这震动岭南的大事件中，其位仅在狄青之下，而在余靖、孙酒等人之上，以至萧固还是他的副手。然而这样的风云人物，在有关镇压侬智高的各种史籍记载中却看不到他的半点踪影。当时狄青征侬智高，“从行将佐文武官凡二百三十一员，今记将军以下姓名于左。第一将狄青，次王遂、孙节、贾逮竹、禺时明、冯炳、武纬、霍建中、张若水、李若纳、孙河；第二将石全彬，次孙昂、邓守恭、夏元崇、孙宗旦、郑纤、王纲；第三将余靖，次李定、史青、吕斌、张远、章询、李宗道、李遴、佘仲笋、孙抗、宋咸、朱寿隆、高惟和。”如此众多的官军将领，却找不到岑仲叔这一名字。这不可能是朝廷忘其功名，也不是史家漏了史实，而是根本没有其人。“岑仲叔是粤西岑氏始祖”以及给他封的各种名号是后人杜撰、伪造的。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中王守仁所谓《泗城土府世系考》所说岑氏世系，是伪作的典型。因为，(1）在王守仁《阳明全书》中无此文；(2）王守仁生活在明朝成化至嘉靖初年，那时根本就没有“泗城土府”之设，泗城土府是清初顺治十五年(年）才设府。“考文”还说仲叔子自亭作过“来安路都总管”，设路是元朝的事，宋代广南西路下无来安路之设。可知，《泗城土府世系考》是伪作，所述岑氏土官的来源不能置信。细查岑氏土官来源，乃是土著壮族。宋嘉定年间（一年），范克信于广西经略安抚司措置买马，“马不时至，间其故，以羁糜州岑汝弼者与别种黄璨争招马之利，诱致溪峒于唐兴、路城等处为寇．蛮得博马银锦而归，率为所掠，故惩艾不出，日图所以报复。”岑汝弼竟敢拦路买马，必具有一定势力，是溪峒首领无疑。景定三年（年）冬十月甲戌，“归化州岑从毅纳土输赋，献丁壮为王臣。诏改归化为来安州，从毅进秩修武郎、知州事，令世袭。”元初至元十二年（年）十一月，“宋权融、宜、钦三州总管岑从毅，沿边巡检使、广西节制军马李维屏等，诣云南行中书省降。”十四年（年）,“宋特磨道将军农士贵、知安平州李（惟）〔维〕屏、知来安州岑从毅等，以所属州县溪塌百四十七、户二十五万六千来附。”从毅降叛反复，至至元二十九年（年）再降，“诏以其子斗荣袭，佩虎符、为镇安路军民总管。”以上史实说明．宋末元初，岑氏族人已活动于右江上游之百色、路城一带，作为首领，已开始展现于桂西历史舞台。元朝建立土司制度，参用土人为官，做土知州或路总管，后逐步向东发展。明代对归附的土官以原官授之岑氏，遂拥有右江的许多州县地区。族谱中的岑仲叔，史籍无记载，而岑氏土酋，史籍却记载不少，并做了土官。岑氏土官来源于当地土著壮族是可信的。这个结论古已有定。明嘉靖初年和王守仁共同招抚田州、后任广西右布政使的林富云：“土官知州岑姓，旧为溪峒蛮夷酋长，家叶自谓汉征南将军武（舞）阴侯岑彭之后，无考”。而把岑氏土官来源与汉舞阴侯岑彭相联系者，是泗城州土官族岑九仙．弘治十八年（年），岑九仙奏：“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至岑豹子知州岑应，催恩城州知州岑钦之祸，子孙灭亡殆尽。其弟岑接，众推护印，累著劳勋，乞令袭职，仰掌辖夷众。”时兵部尚书刘大夏认为，泗城“知州岑豹乃叛臣余孽”,“今岑接者，人皆传称梁接，非岑应亲枝，不是岑九仙，又是何等道亡，冒为奏扰？臣大夏先在两广，见岑氏谱系，云始祖木纳罕于元至正年间，与田州知府之祖伯颜，一时受官。今岑九仙妄授汉岑彭世次，尘读圣听。请治其罪，其岑接应袭职与否，前已行令镇巡等官，勘报奏处。其岑九仙虽曰夷人，难以深究，亦当谪发，以破其奸。上从之。”命押回镇巡官处收查发落。对岑氏土官为岑彭之后之伪造，已有了说明。

此外，安平土州、太平土州之李氏土官，罗白土县之梁氏土官，清嘉庆《广西通志》载是来自山东之益都和青州，是为征侬智高而来。其实，隋、唐以来，俚、僚之中李氏首领不少。如桂州李光仕、李世贤都是俚人渠帅，交州之李佛子也是俚、僚的大首领，具有很大势力。唐开元年间（一年），邕州僚人首领梁大海就据有宾、横二州。大历年间（一年），蛮首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据容州。”西原蛮黄乾曜起义时，首领梁奉为镇南王。俚、僚人中的梁姓首领也具有强大的势力。这些都可能成为李、梁氏土官之裔。

土官以土人为主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土官中也有少数外来民族的成分，如永顺副长官司长官彭氏。明朝弘治（一年）年间设置的宜山县境内的永顺副长官司，副长官彭访，是庆远卫指挥彭英之侄孙，是宜山县下里“民籍”。“初，（彭）英抚安述昆诸夷，恩信素孚其地。故访亦为瑶僮所信服，弘治五年（年）置长官司，保授副长官”，子孙得以世袭。明朝在军事要地设卫、所，一般由汉族流官充任都指挥职。彭英为都指挥使，故其侄孙彭访为“民籍”，即汉籍。以外来汉人作为土官是个别的现象。

土官及其裔孙族人把其祖先说成是外来的汉人，并以族谱或碑刻的形式予以记载，这与历代封建王朝推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有关。封建王朝把处于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少数民族视为“非我族类”，比如“禽兽”而加以歧视和压迫，稍有反抗就痛加征讨，许多首领死于这种歧视和压迫政策之下。这对土官在心理上、政治上是极大的不幸与屈辱。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土官产生攀援汉裔之念，把自己的祖宗说成是外来的汉族，并与朝廷的名人大吏相联系，撰写族谱加以誇耀，企图以此促成与汉族同族同宗，去掉“土”字，换成“汉裔”，以改变政治上的地位和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其实，这种自我标榜并没有能改变封建王朝对他们的根本观点和政策，土官依然被视为“土酋”、“蛮夷”而加以歧视，更没有取得与流官平等的地位。汉、唐时已把土酋视如牛马而施以“羁糜”，宋代沿汉、唐之法，“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为有效统治少数民族，王朝不得不使用土酋，施以“以夷治夷”之策，认为“以蛮夷攻蛮夷，声今之上策也。”明初洪武二年（年）．湖广省臣言：“庆远府地接八番溪峒，所辖南丹、宜山等处。宋元皆用其土酋安抚使统之。天兵下广西，安抚使莫天护首来款附，宜如宋、元制，录用以统其民，则蛮情易服，守兵可减。”不仅庆远府属的南丹、宜山是这样，而且壮族及其先民所在之各土府、州、县无不如此，让这些土官在“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藉此“以安居民”。为安定壮、瑶，明太祖朱元璋训示省臣：“溪峒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礼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正统四年（年）庆远府土官莫祯奏：“本府所辖东兰等三州，土官所治，历年以来，地方宁靖，宜山等六县，流官所治，溪姻诸蛮，不时出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字附近良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铃制其出没。每调军剿捕，各县居民与诸蛮结纳者，又先漏泄军情，致贼潜遁。及闻招抚，诈为向顺，仍肆劫掠，是以兵连祸结无宁岁。臣窃不忍良民受害，愿授臣本州土官知府。流官总理府事，而臣专备蛮贼，务擒捕珍绝积年为害者……择有名望者立为头目，加意抚恤，督励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学，使渐风化。三五十里设一堡，使土兵守备，凡有寇乱，即率众剿杀。如贼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诳罔之罪。”明英宗非常欣赏莫祯所奏，为此训示总兵官柳溥曰：“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彼果能效力，省我边费，朝廷岂惜一官，尔其酌之。”丘睿亦云：“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俍兵，无虑十数万。今设为府者四，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故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为州县害者，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错杂州县者。”土官能治其民而流官则难治，与莫祯所奏相同。嘉靖六、七年问（一年），工守仁招抚田州、思恩之后，不无感慨之言：“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土兵三千，以听官府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之反复。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设流官以来，十八、九年之间，反者五六起，前后征剿曾无休息，不知调集军兵若干、费用粮饷若干、杀伤良民若干，朝廷曾不得其分寸之益，而反为之忧劳征发，浚良民之膏血而涂诸无用之地，此流官之无益亦断然可睹矣。”又云：“田州切邻交趾，其间深山绝谷，皆瑶僮之所盘踞，动以千百，必须仍存土官，则可藉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若尽杀其人，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自撤蕃篱，非久安之计，后必有悔。”王守仁还说：“岑氏世有田州，其系恋之私恩，久结于人心。今岑猛虽诛，各夸无贤愚老少，莫不悲悯怀恩。愿得复立其后。故苏、受之变，翕然盗起，不约而同……今欲仍设土官，以顺各夸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后，彼亦终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须岑氏子孙而后可。”总之，如苏睿所云：“夫以华治夷，至数更牧守而未定。以夷治夷，即一判官而有余。此亦制驭之衡也。”以上大量资料，说明唐宋以来中央王朝以土官治土人，是一贯的方针，视为成功之上策。相反，以外来的汉族流官治理土民，则难以制服，动乱不已。故说土司土官之外来说，实与中央王朝的政策相悖，是难以成立的。土官外来说，纯属士官企图为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攀援附会自我标榜而已。

（政治上）土司地区，其社会形态属封建农奴制度，也称封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最初阶段。在封建农奴制中，除农奴主和农奴两大对立阶级外，还有耕种民田的农民和居住在坪市上从事买卖活动的商人。商人多来自外地的汉人。土官、官族、土目构成农奴主阶级，依次形成等级关系，土官是其辖地最高统治者和最大的农奴主，官族和上目从属于土官。农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土官衙门、‘言族和上目家庭内从事家务劳动的农奴，二是耕种役田的农奴，他们是完全依附于农奴主的被统治者。农民耕种民田，缴纳赋税，有其人身之自由，但仍受土官农奴主的种种玉迫，属被统治阶级。商人从事商品交换活动．沟通土司地区与外地的货物交流，便利于农奴主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又多是外来的汉人，故得到土官一定程度的优待，无人身的依附关系。土司统治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质。由于我国历史上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封建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的风俗特殊、社会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推行“以夷治夷”的民族政策，除规定土官的贡赋和服从征调外，对土司内部的统治方式和一般事务都不加以于涉，由土官自行治理，以顺应民情，保持社会的安定，故土司统治在中央王朝统一的大前提下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质。

壮族地区土司州县，各土官在中央王朝统辖之下划地而治，互不统属。土官按其意志和传统方式进行统治，既有适应壮族社会发展的一面，又有其残酷性。土官由当地民族首领发展而来，民族传统文化的种种遗俗和权威自然体现在他身上，故土官统治与其历史传统分不开。在宋代土司初期，农奴命运“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为土官农奴主“供水陆之产，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类以此为服人威，何以其酷也。”明、清时期土官统治，王朝虽知其残酷与落后，亦少加干预。如镇安知府赵翼所云：“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天性，无可解免者。粤西田州土官岑宜栋，即岑猛之后，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田州镇安之奉议州一江相对，每奉议州试日，田民闻炮声但遥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土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于土官，土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在土官统治下，土民只能穿蓝、灰、黑色衣服，不得穿长袍，不准建高屋，嫁娶活动不能坐车骑马，入市不准撑雨伞，吃饭不能与土官、官族同席，出行必须给土官、主人让路，见官必须跪拜。土官出巡，或坐轿，或骑马，前有旗牌，后有护卫，打旗鸣锣。路过村庄，村民须收藏所晒之衣物，入屋回避，小孩不许啼哭。村民如回避不及，或就地低头站立，或跪于路边迎候。所到村庄，村庄头人负责招待，按户派要食品，贡纳钱物，供土官及随员享用。土官为加强统治，依仗王朝的支持，设土司衙署，有礼、户、吏、兵、刑、工各房，衙门内设牢狱、兵差，以官族、亲信为各地总哨、总化、亭目、知峒等宫，管理各地收粮、兵差、夫役、生产等项，建立一套严密的统治系统。总之，土官“划地为牢，民不敢出”。

在经济上，土官、官族及土目通过占有土地，通过劳役地租和超经济强制的手段进行剥削。农奴耕种役田，服各种劳役，如兵役、夫役等，还为土官、官族及土目耕种其庄田。土官承袭、庆寿、年节、婚嫁、丧葬、祭祀、迎来送往等活动，各地土目强制农奴筹集贺礼送官。农奴劳动所获猎物、土产，必须按例上供土官，超经济强制使农奴负担沉重。总之，土官按其意志和历史传统进行统治，农奴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官控制的土地上，负担沉重。但土官与土民同一族类，有文化上的认同，故土官统治则民情易服，特别是土官统治实行的土地制度，适应其上层建筑，使经济缓慢而稳定地向前发展。正因为这个原因，土司制度能长期存在。直到清朝时土司境内出现土地买卖之后，根基动摇，土司统治才走向衰落。土司统治具有原始落后性，但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在一定的时期，适应壮族社会生产力缓慢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央王朝推行民族政策，以保证国家统一的必然结果。

第四节土司的土地制度

唐以前的俚、僚地区，部落林立，各有领土．唐置羁糜州县，封俚、僚首领为都督、刺史，贡赋半输，户籍均不上户部，其土地制度如何，史籍鲜有记载。宋朝镇压侬智高之后，土司制度初立，参唐制，分种落、划地设州、县、峒，封俚、僚首领为知州、权州、知县、知峒，周发遣、权发遣等官，给书记印信，各统其民。这些首领虽有官职，但无薪俸，以土地赏之。土官知州有印记者得“养印田”，权州以下无印记者得“荫免田”，谓之“主户”，是土地的占有者，是农奴主。民“皆称提陀”，或称“峒丁”，计口给田，“不得典卖”，惟开荒可归己，称“祖业口分田”,可自由支配。土官农奴主通过掠夺、博买“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成为世世隶属的“家奴”和“家丁”，实际上是依附于土官农奴主的农奴，他们要为土官农奴主“提供水陆之产”，“为之力作”和“效死战争”。这样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制度，表明壮族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明、清时期，壮族土司制度由繁盛到“改土归流”，这种土地制度一直保持着，虽已发生土地买卖，但一直受到禁止。它是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农奴为土官农奴主提供各种劳役和物产，不再向国家缴纳赋税。元朝时虽规定土属地方“皆赋役之”，但没有真正执行。至明代，土司地方的贡赋才有定制。

土司境内，土官是其辖境政治上的统治者，也是土地的拥有者。每当王朝更替，土官归附时都是“地方水土，一并归附”，王朝封土官，土地和百姓一并封许，“尺寸土地，悉属官基。”就是说土地和人民均属土官领有，可由土官支配。土官将辖境最好的耕地划作官庄，由农奴耕种，收入作土官薪律和公务费用。同时将官田之一部分划给大小上目，或称目田，或称哨田，或称亭田，亦由农奴耕种，收入归土目作为财源。土官还把一部分官田划分给官族，作为“私庄”，官族田由所属农奴耕种，收入归官族所得。官族如故绝或纷争，土官可将官族田收回。故官田有几种，一是作土官“养印田”、“荫免田”，二是土目田，三是官族田，官田不得典卖。这种官田制直延续到改土归流之后。如清朝泗城土府的庄田便是。清初雍正五年（年）改流之后，“除官庄公田均没入公外，并食田亦尽被剥夺，先祖岑映翰乃诣阅讼冤，蒙给四庄田产，那前之剥夺食田以为岁时荐礼之资。”土官要求留下的蒙养庄、城厢庄（也称印田庄）、下甲庄、央里庄，四庄共亩，直到解放后土改时才最后废除。又如大新县，清代安平土州李氏土官统治时期就有更嵩、景阳、科桥、直地、那乙、七腊、百沙、下利、索村、仑村、板生等11个土官和官族的庄田，占有耕地余亩，由41个屯多户农奴耕种，收获归土官及官族所有。在南丹土州，土官、官族和土目，倚仗特权占有境内大量的肥沃土地。土官之官田包括有养印田、兵田、哨目田、义学田，课田、班使田等种，这些官田均由农奴耕种，计约有0余挑（每挑斤）。此外，土官还占有大量土地作为私有，多在州治附近，数量约亩，年收谷约挑。土官之官族，支系很多，土官分给各官族一个庄子，“即指定一定范围的一片土地给他管辖，凡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都得奉这个官族为‘庄主’，而自称‘庄丁’”，这种“庄子”就是土官给官族的“份地”。官族田有多少？明、清时已无法知道。直到解放前，南丹县月里、六寨、小场、罗富4个区的官族田就有近2万挑，可知官族田数量之巨。南丹境内分13哨，哨有哨目，土官给田作为财源，称哨目田。各哨目得田50或60挑不等。总之，土官、官族、土目等土官农奴主倚仗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其特点是这些土地不得典卖，由农奴以劳役的形式耕种，不纳粮。由于土官无薪体，故依靠占有土地的形式作为经济来源。

土司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设置名目繁多的“役田”。“役田”也是官田的一种，土官需要各种劳役，故将官田之一部分分成各种“役田”，给服劳役的农奴耕种。各种杂役，“应伕则有‘伕田’，应工则有‘工食田’，若‘禁卒田’、‘仵作田’、‘吹手田’、‘鼓手田’、‘画匠田’、‘裱匠田’、‘柴薪田’、‘马草田’、‘花楼田’、‘金线田’，以至管沟、管厕，凡百执役，无不有田。”各种役田不下百种。据解放后5o年代对大新、凌云、南丹等原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役田”名目，大新县有：

“抬轿田”耕种此役田之农奴，要为土官出巡、过往官员等，出伕抬轿。

“挑水田”耕此役田的农奴轮次为土官衙门挑水。

“马草田”耕此田者为土官衙门割草喂马。

“柴薪田”耕此田者专为土官供应柴草。

“石匠田”种此田者，为土官修建房舍、建造坟墓。

“解匠田”种田者为土官衙门劈柴、伐木锯板。

“坟田”耕田者在土官扫墓时，为土官清扫上坟路径、搭盖凉棚、修割墓上杂草等。

“竹器田”领种此田者为土官制作各种竹木家具，供其衙门或家庭使用。

“煮粽田”领种此田者每年除夕和五月端午，为土官采集棕叶，到衙门包棕子。

“看猫田”在过年期间，种田人要到衙门守护神坛上的祭品，防猫偷吃。

“赴鸟田”官家晒谷时，领种此田者要到晒场守护，防鸟偷吃。

“鼓手田”耕此田者，每逢土官有红、白之事，或每月初一、十五行香拜庙时，以及新年开印，都要去吹琐呐、打鼓。

“打炮田”土官有吉、凶之事，耕田者须来打地炮。

“旗田”土官行香拜庙，或迎接，七级来官．领种此田者须来扛大旗。

“蒸尝田”土官每年春秋祀庙祠，耕此田者来为其祀祠活动服役。

“山羊田”领种者每年须猎取山羊以贡土官。

“舂米田”种此田者，每天派2一4人到土官家舂米，以及挑水、洗衣等劳动。

“打伞田”土官或祭祀或出游时，耕田者要来为他打伞。

“针线川”耕田人常年要担负为土官之家缝制衣服、被铺、蚊帐、嫁妆等项劳动。

“点香田”耕田者终岁为土官之太庙上香。

“斟酒田”耕此田者常年派人到土官衙门伺候土官吃饭斟酒。

“监工田”每遇修道路时，领种此田者到场作“监工”。

“杀猪田”种此田者除为土官杀猪外，还须在官田周围架设障碍，防猪牛等牲畜践踏禾苗。

“兵田”领种田者须服兵役，或守隘卡，或随土官出征。

“番田”或称挑伕田，土官需要挑佚时，由耕此田之农奴去挑担。

“杀鸡田”领种田者除为土官杀鸡鸭外，每逢土官、土目入村时，须向各户派要鸡鸭，供土官土目享用。

“印田”每年春插时，土官到场祭祀神农，举行“盖印”入水仪式，耕种印田者须为祭祀和盖印活动备办祭品等物。

“养姑田”土官给不出嫁之女的养膳田，由农奴佃耕。

在泗城府土司地区，其役田与大新土司役田大同小异。据调查，不同之处有：

“茶水田”种此田之农奴，每天要为土官衙门烧茶水，清洗茶具。

“跪礼田”种此田者每月初一、十五，早上穿好官服、官帽、官鞋，把庙里的香烛点燃，然后恭恭敬敬地去请土官行香拜庙，并充当司仪，陪同行礼。

“吹号田”种此田者每天早上天未亮就起来吹号、打鼓，唤人们起床、出工。晚上吹号、打鼓，叫人们休息。

“久工田”种此田者专门抬、埋被斩首的犯人，或送犯人的头回原籍示众等。

“画田”耕田者专替衙署画壁照，画墙和栋梁，画肖像等。

“花楼田”种田者每天早上要给官太太采花、送花。

“裱匠田”种田者专门为土官裱糊窗户、顶棚、灯笼等。

“梳妆田”种田者之女子，专门为土官妻、女梳妆打扮。

“红绿衣田”种田者穿红、绿衣服，在土官进出衙门时充当仪仗队。

“牛田”专门为土官、官族管牛、放牛。

“驿站田”种此田者在交通路上，无偿接待官差食宿。

“烟田”种此田者在衙门服侍土官，给土官送烟筒、点烟。

“仓头田”种田者专为土官看仓库。

在南丹州，土官所设役田，名目也很多，与大新、泗城土司役田之不同者有：

“买办田”种田者专门为土官采购物品。

“厨房田”耕田者为土官衙门做炊事。

“妈妈田”耕田者妻女要充当土官子女之奶妈。

“火药田”耕田者要供土官打猎、放炮用之火药等物。

土司役田种类很多，但每种役田数量不多，耕者只服此项劳役，较为单纯。从时间看许多劳役是季节性的，耕者尚有一定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劳动。同时农奴在得到土官允许的情况下可开垦荒地，补助其生活。更重要的是耕种役田者可以世袭，代代耕种，故役田是稳定的，许多土司地区的役田一直延续到土司的改流之后。除各种形式的官田、役田之外，土司统治地区还有大量的私田即民田，由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耕种。农奴也有少量自己开荒的私田。这种民田，最初是由农民自行开垦的祖业口分田。但是，土官是其辖境所有土地的占有者，故民田可随时被土官所占有，变为土官的官庄或私庄。同时，许多耕种民田者，要向国家缴纳田赋，故又称为粮田。民田可以买卖。由于种官田、役田的农奴和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相互杂居，故民田和官田、役田插花交错。

土官占有大量土地，派专人管理，壮语称为“那管”，汉译为管田人。其主要职责是催派无偿劳役和监督农奴劳动，组织农奴和农民兴修水利等。“那管”可根据役田的耕种情况进行调整，对农奴进行惩罚、科派，以适应土官统治的需要。土官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收入，亦重视农业水利的兴修，往往另设水利谷仓，组织农奴修水利时以供食用。还开设牛场，发展养牛，供给缺乏耕牛的农奴使用。故在明、清时期的土司统治地区，在大小河流上筑坝引水灌田，或在河边架设水筒车车水灌田，比比皆是。稳定的土地占有制度和注重农业生产，使土司制度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

当然，土官通过政治上的特权占有土地，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如通过役田，强迫农奴服兵役、伕役、工役等繁多的劳役；土官上任、过节、婚嫁、庆寿、开印、出巡等，都要农奴送钱、送物、日常要农奴供水陆之产。劳役地租和送礼等经济剥削，把农奴牢牢地束缚在土官农奴主的土地上。土官和官族的私庄，农奴佃耕其土地则要缴纳实物地租。耕种季节，土官、官族派人监督耕种；收获季节，亦派人到田地边监收，先扣除纳粮数额，然后对半分或四六分。佃耕私庄的农奴，亦要向庄主服一定的劳役和送礼，不然则易佃。由于土司的土地制度，农奴受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超经济剥削，这种剥削又具有（极为）原始落后、野蛮性，故农奴在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拮据贫苦，限制了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土官是世袭的，其占有的土地也世代继承，不能典卖，但可以赠送。明代，养利州土官女儿下嫁万承土官时，将境内柴侣等村作嫁妆送给万承土官。清朝时安定土司女儿嫁给忻城土官兄弟为妻，就以土地作陪嫁，名曰：“金钗田”。直至清初，土司田地依然禁止买卖。如清乾隆四十二年（年），广西布政使朱春奏：“土目、土民，不许私相典卖土司田亩。如有违禁不遵者，立即追价入官，田还原主，并将承买之人，比照盗买他人田亩律治罪。其违例典卖，并倚势抑勒之土司，先察之该管知府，均交部议处”。随着社会的发展，清代已是土司的衰落时期，土地买卖活动已冲破了土司士地制度。有的官族从土官处领得官田，让农奴佃耕，后因破落而将官田出卖。如乾隆十七年（年）安平土州赵卑、赵二，买浔州城南街李恒贞下城田一子，取价钱文；乾隆三十四年（年），官族李备愿将祖父遗下名分膳田一召，大小共四片，向巴贺村农督处永卖。不仅是安平土州，而且其他土司地方亦发生土地买卖。土地买卖的发生和盛行，使自由农民增多，或购买田地者成为地主，封建地主所有制在土司地方出现和发展，遂导致土司土地制度的崩溃。土地买卖的出现和盛行，土司赖以存在和发展之基础的土地制度转向了封建地主占有制，这是壮族社会由农奴制和向地主制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农奴也随着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挣脱了对土官农奴主的依附地位，转化为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

第五节土司的军事制度

土司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农奴制度。土兵依附于土官农奴主，是耕种役田而服兵役的农奴．

土司的土兵，渊源于壮族先民的部落时代。秦、汉时期，西瓯、骆越部落时有反抗，西瓯君、骆侯、骆将是部落的军事首领。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土地、人口而发生战争，史称“瓯骆相攻”。这些军事活动必须要有武装，是土兵的原始阶段。隋、唐羁糜时代，俚、僚处干溪峒，俚帅、僚帅、峒主都拥有士兵。隋朝开皇（一年）末年，桂州俚帅李光仕举兵反扰，峒主莫崇响应其中，王朝派何稠率军征讨，“峒主莫崇解兵降款”。莫崇之兵属于土兵。唐朝咸通二年（年），南诏围攻邕州，邕州经略使段文楚，就地召募土军以代官军戍守。由此可知，土兵来源之久远．宋代土司制度之初，凰州、宜州、融州、钦州等地，土丁、壮丁、峒丁、保丁、寨丁等土兵很多，由土官土酋率领，王朝派人组织训练，赖以防守。俚僚之户，或五丁抽一，或三丁抽一，组成土丁、壮丁、保丁等军。嘉佑七年（1年）“凡得三万九干八百人，分队伍行阵”；治平二年（年）,“集左、右江四十五溪峒知州、峒将……响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熙宁六年（年）广西经略沈起言，“邕州五十一郡峒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大观二年(年）诏：“熙宁团集左、右江峒丁十余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今又二十万众来归，已令张庄依左、右江例相度闻奏。”

广南西路土兵少时三、四万，多时十几万，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范成大云：“田计口给民”，“民户强壮可教劝者，谓之田子、田丁，亦曰马前牌，总谓之峒丁。”这种峒丁，“旧一州多不过五六百人，今有以千计者。元丰中（一年）尝籍其数十余万。”宋朝在广南西路环绕溪峒置许多寨，如静江府的桑江寨，融州的融州寨、武阳寨，宜州的高峰寨、带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镇宁寨，邕州的横山寨、温润寨、太平寨、永平寨、古万寨，钦州的如昔寨、抵掉寨等。寨有寨丁。诸寨之戍，“或用官军，或峒丁、或寨丁、寨官”,“诸寨回居于诸峒之中，寨丁更戍，不下百人。”又有保丁，户满“二丁者，以一为保丁”。保丁“隶于州县，而以保正统之”，与土丁一同教阅。

元朝广西之土军和撞（僮）兵。大德元年（年）,“招收亡宋左右两江土军千人”。至元二十九年（年），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时大德二年（年），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以撞（僮）兵屯田，为广西土司兵屯田之始。时“黄圣（胜）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响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十年，平大任峒贼黄德宁等，以其地所遗田土，续置藤州屯田。为户上浪屯一千二百八十二户，忠州屯六百一十四户，那扶屯一千九户，雷留屯一百八十七户，水口屯一干五百九十九户。续增藤州屯，二百八顷一十九亩。”共计屯田顷26亩，屯户户以上，仅此数例，可知元代之土兵、撞（僮）兵之数也不少。

明代是土司的发展强盛时期，几占广西左、右江及红水河流域。各土司拥有武装少者数百，多者过万，或称土兵，或称俍兵，给田使耕，称“兵田”、“俍田”，因田而役，是农奴性质。广西有多少土兵、俍兵，史无统计，但从历史文献的部分记载中尚可略知一二。明洪武二十八年（年），都督杨文在镇压龙州、奉议、南丹等处“叛蛮”时，“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弘治十四年（年）,“贵州贼妇米鲁作乱，提督王轼调接（泗城土官岑接）领土兵二万营于（？）布河”。一个大土司应调的土兵、俍兵就有二、三万，表明数量之多。成化元年（年）明朝廷调遣韩雍镇压大藤峡瑶壮农民起义，“乃以永顺（湖南永顺土司）及两江土兵十六万人，五路并进。”永顺土兵数自然大大少于两江土兵。嘉靖四十四年（年）巡抚殷正茂镇压古田壮族农民起义，调“土汉兵凡十四万人”，分七道进军，其中士兵占多数。隆庆六年（年），明王朝镇压怀远瑶、苗、侗、壮各族人民起义，征永顺“勾刀手三千人，鸟铣手五千人、狼兵十万人”，俍兵来自思明、东兰、南丹、那地、泗城、归顺、江州、龙英、龙州、忠州、武靖、上林、下石西、永顺（长官司）、上映、下雷、湖润、镇安、思恩、迁隆、安隆等土司。编修丘睿总括说：广西“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明代土兵、俍兵能艰苦耐劳，晓勇善战，数量众多，故王朝无论是镇压农民起义还是抵御外侮，往往依仗土兵、俍兵。清朝时，壮族土司虽大部分已改流，但土兵、俍兵依然存在，桂林府属永宁州、梧州府之岑溪、浔州府的桂平、贵县，南宁府的横州、永淳，郁林直隶州的北流、陆川、兴业县，广东属的罗旁、怀集等地，仍有土司土兵、俍兵驻守。但土司地方的防御已逐步为绿营兵所代替，土兵、俍兵数量减少，力量大为削弱，这与改土归流过程中土司的势力衰落相联系。

宋代的土丁、壮丁、保丁、峒丁、寨丁，明、清时期的土兵、俍兵都是耕种役田服兵役的农奴。宋代溪峒之民计口给田，而强壮可用者，教以武技，谓之“田子甲”，又曰“马前牌”，是耕田之甲土也，总称为峒丁。这类耕种役田的峒丁，要为土官土酋耕作，提供水陆产品，出征打仗，“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作为土酋的兵卫，但“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他们是完全依附土官农奴主的农奴。明代的土兵、俍兵，也是耕种兵田、俍田，世代服兵役的农奴。土兵“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以其有头目管之，故曰目兵；又以其多俍人，亦曰俍兵。”这些土兵、目兵、俍兵隶于土官、土酋，平时在土司境内耕种兵田、俍田、一年定期训阅，免纳赋税。如果奉调外地防守，不给愉律，给田耕种，且耕且守，故又称为“耕兵”。如府江昭平县，设上龙营、松柏营、秧家营、韦洞营、仙迥营等土司，共有耕兵名，“耕兵给田耕守’，永淳县修德、武罗、南里三乡土兵名，称耕兵，“给田领种，纳粮免差，不给响”，柳州府融县小源堡土兵31名，“土兵各给田一十四亩六分零耕食”；思恩军民府，守城目兵30。名，“自裹粮食，不支晌，惟给花红犒赏。”士兵、俍兵、目兵等隶于土官，给田耕种，专服兵役，服从王朝调遣，这充分说明他们是耕田服兵役的农奴。

土兵的武器和战术。宋代峒丁、壮丁，“劲捷能辛苦，穿皮履，上下山不顿。其械器有桶子甲、长枪、手标、偏刀、（？？）牌（挡箭牌）、山弩、竹箭、光榔箭之属。”邕州之左、右江溪峒，宜州之南丹，山弩、药箭最为厉害。峒丁、土丁善于制造和使用山弩、药箭，官军闻而畏惧，“率皆奔溃”。因为“溪峒弩箭，皆有药。。。是矢也，度必中而后发，苟中血缕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药。”此外，蛮刀也是重要武器，左、右江溪峒所出者又称“峒刀”，“以冻州所作为佳”，一鞘中藏二刃，一大一小，大刀可赠人，小刀不与人，盖“忽遇药箭，急以刀切去其肉，乃不死，以故不以与人。”又有“蛮甲胃”（盾牌）,以皮所作，南丹州及邕州左、右江溪峒，使用甲盾最多。这些桶子甲、弩箭、蛮刀、长枪、手标、甲胄等传统作战武器，至明、清时，土兵、俍兵用而不废。宋代土兵受武技训练，教以阵法，有较严格的组织，设级职，有都头、指挥使、都指挥，以土酋担任之。作战时“彼此布阵，各张两翼，以相包裹，人多翼长者胜，无他奇。”而到明代，土兵、俍兵，不仅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战术。如东兰、那地、南丹三土司俍兵，善以少击众，“其部署之法．将千人者得以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以军令临十人之将”,作战时“凡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若一人战没，左右不夹击者即斩，一伍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一队争救之。若一伍战没，左右伍不夹击者即斩，一队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走者斩，言恐众者斩，敌人冲而乱者斩，敌佯以金帛遗地、或争取不追蹑者斩”；田州土司之兵法，亦很奇异：“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之精绝也”。如此严密之组织，严酷的法令，奇特的战术，协同作战的勇敢精神，是壮族土司在军事上的一大创造与特点。

土兵的作用。宋时土丁、峒丁，无不习战，标、枪、刀、弩、箭、牌等武器，用之甚精，故强武可用。明代之土司俍兵，更是“鹜悍，天下称最”，不仅艰苦耐劳、勇敢善战，而且人数众多，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其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讨蛮”。即镇压各族农民起义。是“以夷治夷”的恶毒手段，这类历史事件很多。如明成化年间（一年），韩雍镇压大藤峡瑶壮农民起义，“乃以永顺及两江土兵十六万人，五路并进……生擒一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干三百余级。”嘉靖二十四年（年），都御史张岳、总兵陈圭，“调汉、土兵七万，分三哨并进”，镇压柳州马平县农民起义，“前后俘斩四千余级”。隆庆（一年）初年，巡抚殷正茂镇压府江壮族人民起义，“征汉土官兵六万”水陆进攻，“几擒斩首从贼五千一百有奇，俘获四干余名口”。同时，又“征诸路土汉兵凡十四万人，分七路”进攻古田壮族农民起义，“凡擒斩首从贼七千三百有奇”。隆庆六年（年），巡抚殷正茂、大将军李锡，调湖南永顺“钩刀手三千人、鸟铳手五千人，狼兵十万人”，镇压怀远县瑶苗侗壮各族人民起义，有东兰、南丹、那地、泗城、归顺、思恩、江州、龙英、龙州、忠州、武靖、上林、下石西、永顺长官司、上映、下雷、湖润、镇安、思恩、迁隆、安隆等土司的土兵、俍兵。殷正茂在镇压古田壮族农民起义的同时，又调田州、那地、下雷、安定、江州、龙英、归顺、迁龙、泗城、东兰、镇定、思恩、万承、上林、上映、都康、白山、那马、永顺、忠州、兴隆、思明、南丹、忻城、湖润、下旺、古零、向武、罗阳、安隆、旧城、武靖、归德、果化、都阳、定罗等36个土司土兵俍兵，镇压八寨壮族农民起义，“斩首捕掳凡一万六干九百有奇”。此外，土兵、俍兵还应征镇压广东罗旁、海南、江西、贵州等省的瑶、黎、汉等各族农民起义。土兵和俍兵成为镇压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工具。

各个土司之间为争夺地方的统治权，互相争战，也使用土兵、俍兵、因此它又成为土司争霸地方的工具。

守境土。宋时，宜州诸“蛮”屡次“寇边”。王朝即以天河、思恩、河池、忻城等州县土兵番守各地要寨，如元丰六年（年）,“宜州土丁七干余人，缓急可用。”邕、钦二州溪峒，接邻交趾，壮丁、土丁10余万，“自广以西，赖以防守，”元时以融、庆之撞（僮）丁于上浪、忠州等地屯田，守境土。明代各土司各有土兵、俍兵，一是保土司本土，二是应调守土。洪武初，左、右江土官归附，太祖遣使诏曰：“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其审时知几，故能若此，”宣德年间（一年），征古田、怀远，设万石、宜良、丹阳土巡检司，“屯土兵五百人，且耕且守”。弘治九年（年），平乐府之昭平堡，总督邓廷项“令上林土知县黄琼、归德土知州黄通各选子弟一人，领士兵各千人，往驻其地。”万历初，立八寨长官司，“以兵八千人属黄旸为长官、黄昌、韦富皆给冠带为土舍，亦各引兵二百守焉。”桂林、梧州等省城和重要城镇，均由土司调兵更戍。据《殿粤要纂》记载：万历年间“戍省（桂林）狼兵一千八百名”，梧州“戍守大教场各土州峒县目兵三千名”，其他如浔州、平乐、南宁、柳州等府属要地，都有土司的土兵、目兵、俍兵屯田防守。平乐府属之昭平县，在壮族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明王朝在这里设立4个土巡检司，以土目土舍领兵防守，领耕田数多达余亩。在广东的罗旁地区，直到清初都还有俍兵戍守。大量土兵、俍兵或替代，或配合官军戍守地方，目的是御防各族人民的反抗活动。

但由于大量土兵俍兵在东部壮汉族杂居地区屯田，且耕且守，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流、融合与发展。

抗交趾、倭寇外侵。宋、明以来，交趾统治者屡次入侵我国南疆，掳人口、财物，我国边疆受到严重威胁。明万历三十五年〔7年），交趾派兵攻破我归顺、下雷土司地，田州土官岑（？）仁、向武土官黄绍纶，率领土兵、俍兵击退侵略者，保卫了祖国的边疆。明初以来，倭寇不断侵犯我国东南沿海，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田州土官妇瓦氏于嘉靖三十三年（年）以花甲之年，与曾孙岑大寿、岑大禄一道，率领田州、东兰、那地、南丹、归顺等地州土兵、俍兵余人，开赴江浙地区，与湖南保靖、永顺土兵和明朝官兵一起抗倭。次年四月间，在王江径和陆径坝大败倭寇。两次战役，歼敌余人，毁敌船30余艘，取得抗倭的大胜利。浙江巡抚胡宗宪云：“自王江径捷后，我兵始有生气……嘉兴杭人始安枕。军民主客，始知贼犯人也，非真若鬼神、雷电、虎豹然，不可向迩，浸人斗志。贼亦自是稍顾忌，逆气狂谋，渐以亏肋，始可诱而图矣。”对人民、对官军都是极大的鼓舞。故江浙人民赞扬曰：“花瓦家，能杀矮，腊而唤之有如蛇。’，。由于瓦氏俍兵抗倭，勇敢善战屡建奇功，“诏瓦氏二品夫人，及其曾孙大寿、大禄银币，余目兵令军门分别奖赏。”土司土兵的征战活动，其纪律时好时坏，与其性质和王朝的政策相关。田州土官瓦氏率数千俍兵到东南沿海抗倭，“自备军粮”，缺少粮饷可知，但能“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有严明之纪律。然而，土兵、俍兵征调频繁，所过之处，“掳掠一空”者不乏其例，故朝廷有时也不敢轻调土兵、俍兵，以免其害。土兵、俍兵纪律之坏，原因有三。一是土兵、俍兵是由耕“兵田”的农奴构成，长期征战于外，脱离生产和家室，而朝廷所给兵晌最低，不及官军之半。“中国之喜用俍兵者，不独以其勇也。汉兵行有安家行粮，而土兵止给行粮，省费一倍，每兵一日仅白金一分二厘耳”，而“土官喜于见调，兵人日米一升，计价目可一钱，俱为土官所得。”这使土兵、俍兵为生活所迫而行掠。二是朝廷官吏的纵容，鼓励抢劫。为鼓励土兵、俍兵作战，“所调各处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赏。俾其各认地方，从所径便。自抵贼巢，所得财物尽以与之，官军人等不许抽分科索。及所俘获贼属，许得便卖，则人自为战，勇气百倍矣。”朝廷官吏如此鼓励土官土兵掠夺，军纪自然无有不坏者。三是土官农奴制本身的落后性。土官是农奴主，其本质上是掠夺的。通过征战，是其掠夺农奴、财物，增加财富的机会。加之朝廷官吏之鼓励或管束不严，土官土兵征战中进行掠夺则很难避免。

土司之军事制度，是农奴制的一部分。其土兵耕田服兵役，亦农亦兵。土兵隶属于土官，供王朝征调，保疆守土，抗御外侵，镇压各族农民反抗，其作用有两面性。而艰苦耐劳，骁勇悍鹜，训练和战术别具一格，故而能以少胜多，则是土司军事制度的一大特色。

第六节土司的司法制度

土司府州县，土官为正官，设流官佐贰协理和监督。土官处于最高地位，行使司法审判权。至清朝土司末期，一方面由于土官文化素质低，二方面为了削弱土司权力，推行承审制度，即土司州县的重大案件由附近的流官州县或上一级机关承审，或在土司州县设立“汉堂”，负责审理案件，剥夺土官的司法权。如忻城土县由宜山县承审，太平土州由左州承审等。

土司之司法制度，涉及如下一些内容。土官违法犯罪，自然不能由土官自行审理，而是按照封建王朝的法律规定进行审理。一般来说，土官内部互夺相残，或越境作乱，或征调不至，不期朝贡等等，都是犯罪，封建王朝都要加以整治。但是土司之设是为了“以夷治夷”，促使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具有特殊性，对土官犯法犯罪的处理较流官轻。早在唐代的羁糜州县时，“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就是说，各民族内部的犯法事件，按本民族的俗法处理。宋代，对于溪峒“蛮人”，由于“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之法绳治，姑羁糜之而已”。“外夷若自相杀伤，有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糜之道正在于此。”对于“蛮人”内部杀人等重大案件，亦不以国法是问。如“富州向万通杀皮师胜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祀魔鬼，朝廷以其远俗，令勿问。”元朝时，土官犯罪，虽依法处理，但“罚而不废”。对于“诸边隅镇守不严，他盗辄入境杀掠者，军官坐罪，民官不坐。”边隅民官即是土官。明代，“凡土官，选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罪”。土官犯法也是常事，受到法律惩治，或降职，或发配异地，或不许世袭，以至坐死，但实际上与流官犯罪相比，则较宽宥，“不可尽绳以法”。洪武二十八年（年）,“归德州土官黄碧言．思恩州知州岑永昌既匿五县民，不供赋税，仍用故元印章。帝以不奉朝命，命左都督杨文相机讨之，既以荒远不问”；正统六年（年）思恩府知府岑瑛“受属挟诈事觉，帝以土蛮宥不问，令法司移文戒之”。土官匿民、不供赋税和用故元印章，都是违抗朝命，算是犯了重罪，应该严惩，但朝廷却给予“姑宥之”和“不问”轻处。清代时土官犯罪亦有从轻处置的规定。“凡土官公罪应降三级以内调用者，降一级留任；应降五级以内调用者，降三级留任；应革职者，降四级留任。如有贪酷不法等罪，仍革职。遇降罚俸，各按品级计俸罚米，每俸银一两，罚米一石。”对土官犯法犯罪仍有从轻处置之例。清朝以后，由于改土归流的推行和土司势力的衰落，土官侵害土民而犯法者，土民可以控告土官之不法，一由上一级官府审理判定。

王朝对土司土官，只要他们按期纳贡赋和服从征调，表示对王朝的臣属，对其内部的事务一般是不加干涉的，土官对辖境之司法有自主权。土司没有统一的成文法，各地土司各自为政，自行审案。土官审判一是全凭自己的“意旨”，其意旨就是法律，随心所欲，属下无敢违抗；二是传统的“俗法”，即习惯法。但习惯法不等于土司法律。习惯法是原始部落时代以来形成的百姓共同遵守的法律，具有是非标准，由“头人”、“都老”组织执行，具有原始的民主性质，土官可以利用对其统治有利的部分加以使用。土官把意旨当“法律”无是非标准，惟靠暴力去实施。故土司法制以刑法为中心，威吓、严刑，是土司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以镇压农奴的反抗，达到维护土官统治、维护农奴制度为目的。土司的审判机关是土司衙门。土官既是政、军长官，又是审判官。土官公堂就是审判堂。除土官审判外，尚有流官“佐贰”（即师爷），协助土官审判和处理文案，在土官衙门中，土官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科），一般设总理、总诉、总目和管家四大总管和六房（科）总番，各行其责。其中兵房（科）和刑房（科）总番为执行拘捕、传讯和行刑之责，为土官审案之执行者。衙门管辖的各地方，或划分为哨，或为化，或为里、堡，设总哨、总化或里长、堡目，哨、化、里、堡之下或为甲、或为亭，设甲目、亭目。总哨、总化、里长、堡目、甲目、亭目，均为土官在各地的代俚人。民刑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宋代时“洞丁有争，各讼诸酋；酋不能决，若酋自争，则讼诸或提举；又不能决，讼诸邕管，次至帅司而止”。明、清时期，土司境内的民刑案件，先诉地甲目、亭目；不解决，控干总哨、总化、里长、堡目；再不能决，始控于土官衙门，由土官主持诉讼、审判。但土民畏惧官府，不敢见官。所发生之纠纷案件，往往不诉于官，而诉于寨老、村老，按习惯法决断是非。寨老、村老不能决，始控于官。在控于官的过程中，受土目、土官的各种盘剥，无论是与非，胜与败，原告和被告无不倾家荡产，故不愿控于官。按诉讼之程序，土民呈具诉牒，先受“讼师”（写状纸之人）和甲目、亭目、总哨、总化、里长等的盘剥，所有差费及送礼各项，由诉讼者负担。在这过程中，差役的盘剥最为峻酷．他们“以此为专利，交结土劣，蒙蔽长官，气焰熏天，不可向逸”。他们既为“舌人”，“稍易其词，则鹿可以为马”，以此坑害投诉者，而“衙门豢养此辈，亦未给以丝毫工食，其生活所需，完全敲骨吸脂，取于众。”面对有资产之诉讼者，“瞋目厉色，造讼者门，不发一言，突以锁链怒掷于地，其响绝巨，鸡犬皆惊。蛮人相顾失色，所索无不承唉。”据调查资料，在全茗、茗盈土司，土民“告状时，先用一笔钱请讼棍（写状纸的人）写呈文。逞文递到二爷（师爷）手上，又给递呈钱，数目二百钱至四百钱不等。审案时，尚有传票钱和铺堂钱，原告、被告两方都出三百六十文钱。。。审案后，不论输赢都要出一些审判钱，被关的人还要出开锁钱三吊或五吊不定。”“蛮区各县衙署，其陋规之名目亦最多，如铺堂、蜡烛、进笼、出笼、开锁、录供、板子、坐堂、烟茶等费，几于不可枚举，书役警吏，固然各得分肥；甚而至于老妈丫头，亦可染指。堂讯甫终，堂下纷詉即起，即此辈瓜分规费时也。婪索至此，真可谓无孔不入矣。”名目繁多的各种勒索，故土民之纠纷、含冤，多不敢诉讼于官。

土官掌握着境内最高的审判权，审案时凭其意旨，任其所为，生杀予夺，草菅人命，刑制十分残酷。宋代土司之初，邕州左右江之峒丁，“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他们“日各以职供水陆水产，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自于下流阅其尸也。日曛、酋醉酣，杖剑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明清时期，土司统治，“法极严酷，鞭答杀戮，其人死不敢有二心，所谓怯于私斗，勇于公战者”。“土慢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沾刀银’，种种（？）削，无可告诉。”文献记载的所谓土司法制，只不过是土官之意志和妄为而已。土官对于农奴在日常生活上尚有诸多戒律：“不准穿白色的服饰，不准穿绸缎洋布，不准穿长衫，不许打伞，不准骑马坐轿，结婚时不准扛旗、吹唢呐、打锣、坐轿，不准住砖房，不能与土官及官族对面讲话或同桌吃饭，不准在官族、商人面前坐凳，不准戴竹笠和提着烟筒上街，不准读书，更不准报考功名等等”，土官的这些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和威严的规定，变成了人人遵守的土官法规，虽无成文，但谁违犯了就要治谁之罪。安平土司末代土官李德普，见农奴黄辉廷穿白袜子，大骂黄“你知道你犯了罪吗？”黄因此而被拘留判罚5贯钱之后才被放回家。太平土州太平街刘凤元，在衙门当差收粮，土官怀疑其与官族妇女通奸，不问真假原由，审问时打得半死，然后系以石头沉河而死。土司之审判，如此而已。由于土司司法制度之原始残酷，凭土官意志所为，土民多不堪命，对土官进行控告，故从清代开始，王朝对土司的司法制度加以干预，土司境内发生的“命盗”之类的重大案件，改为流官州县承审制度。如向武土州由天保县承审，上映、下雷土州由归顺州承审，忻城土县、永定、永顺长官司由宜山县承审等。以至清末，在土州县设置“汉堂”,审理土司境内案件。从而削弱了土司的审判权，这对改善土司的司法制度具有进步意义。

土司刑法。土司属农奴制社会，其种种刑法，是为镇压农奴反抗和巩固土官农奴主的统治服务，具有随意性。“土司于其民下，有罪固可以杀人，无罪亦可以杀人。而执行某种刑法，一视其怒气之程度而定。此呼天无语之蛮民，只有延颈待戮，默祝所受之死刑，得稍减其痛苦，即为幸已。”土司之刑法可分为体刑和罚款两大类，但体刑和罚款大都同时使用。

体刑。又有多种施刑方式，主要有：

坐牢。凡是土官拘捕、审判的犯人，都要处以坐牢。民国《雷平县志》云：“土官时代，人民犯罪则拘之入牢。有黑牢、亮牢之分，黑牢腥臭异常，拘之数月必死。亮牢微见光亮，臭气较少。牢卒守犯积弊极深，有收押、洗手、看守、灯油、探监、松闸、解镣、除铐等费。倘所索不遂，虽罪较轻，亦受笞刑之苦”；安平土司之黑牢，“经常关押数十以至百余人。重犯关入黑牢，用粗笨的木枷锁住手脚。”坐牢时间的长短，主要看犯人纳赎钱之多少和土官之态度，其次是犯罪之轻重而定。

吊打。为逼使被告招供，土官在审案时常用吊打的方法进行逼供，将被告双手捆绑吊于悬梁。再则是打屁股。西林县原是上林峒长官司，隶于泗城府，土官岑氏常用打屁股的方法对被判输者，打板数之多少，依罪行之轻重而定。

踩杠。亦是西林岑氏土官用刑之法。土官在审判逼供时，将一根长约丈余的粗圆木杠压在犯人的膝关节之后，两头用人踩杠，犯人疼痛难忍，被迫招供。

上冷板凳。将犯人身手捆绑，令坐告墙壁，双脚伸直，捆结两只脚拇指，然后在脚根不断加垫砖块，使犯人痛苦万分，逼其招供。

火烫。将烧红的铁块铁条烙在犯人身上，对不认罪者或犯重罪者，烙以至死。

死刑。死刑之法又有多种：斩首。“诸酋果于杀戮。每杀一人，止付二卒携持至野，掘一坑。集其亲知泣别，痛饮彻夜，乃斩其头，推坑中，复命吏使二卒勘之，乃许其家收葬”。淹死。安平土州土官李秉圭，对与他母亲争吵的村民阿三，拘捕后打坏脚踝，仍未解气，又将他装入猪笼中，投河淹死。饿死。太平土州土官对拒不认罪的犯人，不给吃饭，也不准其家属或亲属送饭，让其饿死。其他的死刑还有割颈死、勒死、枪毙、烧死等等，如“从前田州土官，常以人投虎圈饲虎”,“蛮民如不服从土司诉讼上之裁判，即将其人烧杀或活剔，或五牛分尸。”其刑法之残酷可知。

罚款。是土官在办理诉讼过程中对犯人最常用的处罚手段。土官对财产贪得无厌，对大小案件无不勒索。无论对原告还是被告，有钱理长，无钱则理短，诉讼之输赢，全凭纳银之多寡而定，土官想如何罚就如何罚，而且往往罚款与用刑同时并行，以罚款赎罪。安平土官判罚款，多是打架、偷盗、婚姻等类案件。两人打架，土官以贿赂之多少判是非，以流血一方为有理，罚输方钱，重伤者罚输方钱，出医药费，帮受伤者做农活，所罚之款不归赢家而归土官衙门。农民覃福偷蒙玉、蒙青家衣服，被追赶坠河而死。覃姓不服，告到土官处。土官不分是非，抓捕蒙氏兄弟入牢，重罚元光洋。全茗土州营恩屯农民张德品，被诬偷竹民村农经荣的牛，农告到土官许有品处。土官不经查问，抓张来关审，罚款30贯，打屁股50大板。农奴如有违反土官之各项规定者，亦被认为犯法，处以捆绑和罚款，如安平土官出巡堪圩，见农奴黄某穿白袜子，黄即被罚款5贯。土官李德普因农奴打得老虎没有及时送土官而遭到重罚。万承土州钦中屯赵文寿文章写得好，但按土官规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去做算命先生，收入不少。土官诬赖赵有偷盗行为，多次拘捕囚禁，每次罚10千至千钱。勿不辨是非曲直，案无巨细，动辄拘捕、罚款，为土司法制的一大特色。

土司之司法制度，是土官农奴主阶级意志的体现，土官意志就是法律。故此有谚曰：“土官土皇帝，屙屁成定例”；土官审案，如“牛吃沟边草——两面啃．”对重大案件，采取“连坐法”，即一人犯案全族株连，村中一人犯案，如当事者潜逃，则株连全村。如安平土州如念屯黄方，邀集村人杀其仇人覃貌，潜逃后株连全村，按人耕地多少分派罚款，户少者12元，多者22元，4个头人被捆绑，逼供。土官规定农奴交租纳贡和服役，不论天灾人祸，必须如期交纳，否则以“一年为欠，二年为抗”论处，“欠者要关，抗者杀．”以此为法制，保障土官农奴主对广大农奴、农民的统治地位。不服判者，则没其家产。由于土司的司法制度极为严酷，动辄酷刑、罚款，百姓惧怕而不敢诉讼于官府，多求于“村老”、“寨老”调解，采用民间习惯法处理各种纠纷问题。清末民国初，随着土司制度的消亡，其司法制度也随之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