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客服网络客服求职招聘QQ群 http://liangssw.com/shishang/13036.html
“我得了梅毒！终于！真的是梅毒！优美的梅毒，
我得了梅毒，我觉得很骄傲！”
——莫泊桑
一、梅毒在别处
在当今的世人看来，梅毒作为文化元素之一依附于人类的活动（包括思想活动）来进行交流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好就好在，现在的我们似乎在忘却这一段“不堪回首”的社会史（即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因为我们将梅毒与道德绑架在一起进了一个带着浮士德意义上的联想，但是无论我们自身如何去用目光逃避，都难以掀翻的人类记忆。故此，梅毒——我们在面对的同时，必须重新想意义对于其有一个正确的判定，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在思想上的要求，因为我们必须还予梅毒一个客观与公正的评判。不然，我们就是在否定我们的过去思想发展史，更是在回避文明的根底。
然而，在梅毒被发现的早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中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将梅毒称呼为“西班牙病”、“法国病”、“高卢病”，而法国人又将其称为“意大利病”或“那不勒斯病”。英国人更加干脆，直接将其变名为“法国病”，“法国痘”。俄国人却在西伯利亚的边角上把这样的一个疾病称为“波兰病”。这样的一种指责也好，道德谴责也罢，都有一种将责任推卸给他者的嫌疑。同样，日本人也就顺理成章的梅毒说成是“广东皮疮”，或者是“中国疮”，还有“唐疮”。这样的你推我让，让梅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从何处而来变得扑朔迷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变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且席卷了整整几个世纪。
于此，我们不妨将其称呼为一种“文明的输出与交流”。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称呼在那样的历史定格中是不可能被承认的，人们依然对此抱着戒备，或者是避而远之，觉得这就是一种耻辱。因为梅毒是需要靠性交等方式进行传播的。如果一个人得了梅毒，那么就意味着他/她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存在着乱交的嫌疑。
二、梅毒：惩罚还是奖赏？
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引用了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上的一段话话（虽然所指涉的是麻风病，而不是梅毒），让人有有种生诀以快，或许那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与思考，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的朋友，主高兴让你们染上这种疾病，你蒙受了主的极大恩宠，因为他愿意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而惩罚你。”···他们是罪恶的神圣罪名。”（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三联书店，第4页）
十分有趣的是梅毒却在一个人类文明非常欢闹的区域中，得到了格外的青睐。你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必然性的意外，但却怎么也无法理解，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中，掌握着人类文明的“城堡”下，他们会以梅毒得到升华，并且梅毒因此把人类的推向到了另外一个更富有意思的轨迹。
从独立学者德博拉·海登的《天才、狂人与梅毒》（斯坦威图书江西人民出版社年1月出版）中我们似乎可以追溯到这些人，他们是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美国总统林肯、福楼拜、莫泊桑、梵高、尼采、王尔德、乔伊斯和希特勒。这些名字听闻起来并不陌生，但是，因为历史的年轮上不是因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个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之所以所梅毒又改变了历史，是因为梅毒改变了他们。如果说米歇尔·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二卷）中阐释他是在不断的“高峰体验”中寻找所谓的“好奇心”，那么这些人却又是在寻找什么呢？
叶敏在《当天才与魔性之苦相遇》一文中如此说道：“梅毒的发作使身体每个部位都受到慢性复发的痛苦长达几十年，许多末期梅毒患者将会精神错乱和瘫痪。在这之前，出现短暂不受约束和不寻常的行为，这就是疯狂的征兆。在发疯之前，梅毒经常会给（我们）‘奖赏’，如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这时会表现出感知能力提高，洞察力敏锐以及几乎是神奇的知识体验。”故此，是否因为在梅毒的奖赏下，我们的《尤利西斯》、《欢乐颂》等一系列的优秀思想作品才会横空而出，不，还包括更多的这类作品，如《格雷的画像》、《瞧，这个人！》、《羊脂球》等等。当然，还有梅毒自身，也成为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作品。
我们无法不相信，这既是一段人类的光荣史，也是一段人类不可避免的文明史。梅毒在他处的所遭受的优待，却又把那些将其称呼为“法国病“、波兰病”、“中国疮”的人们狠狠的“教训”了一番，它甚至可以获得更为尊贵的荣誉。当梅毒所创造的历史，在这样如此辉煌的文明史上被雕刻成一段忘却，甚至是不敢忘却的记忆时，包括那个时候的人们，又重新对疾病有了一个认识。这一点，在另外一本名为《疾病的隐喻》中得到了回应。苏珊·桑塔格在此书中轻描淡写的提及到“肺结核是贵族的病，中风是资产阶级的病。”
这就分外离奇的让人觉得，疾病是一种区分人们生活阶层的标准吗？
二、在“隐喻”与事实之间
与波伏娃，汉娜·阿伦特齐名的美国三大女性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