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古桥,沿山河,思绪绵绵忆师长我的杭大新_大新县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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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南扬先生

前面说过，我在杭大读书时，运动特多，全国性的大运动之外，还有高校的小运动，“教育革命”则是其中之一。说心里话，我至今还有些“怪怨”当时几位高年级“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一积极，我久仰的一些名师在他们大字报的轰击下，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这些老师给我们上课了，钱南扬先生就是一位。

钱南扬先生我不认识，但久知其名，是一位南戏研究名家。知道他，可能是与我因为进校前喜读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版有关，我读过他的关于《琵琶记》的文章，我对元曲、南戏也有兴趣。在杭大时几次路上见到钱先生，个子不高，一位极为普通的老先生。

那时教育革命没有什么新花样，最常见的是大字报这个新式武器大轰大嗡。听过钱先生课的高年级的同学，在大字报中大批特批钱先生用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他们，后来甚至涉及到人身攻击，最后导致钱先生愤而离开杭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钱先生后来为南京大学所聘，至今仍有人在谈论这个掌故,说是匡亚明校长引进程千帆，郭影秋引进钱南扬。钱南扬先生是后来在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戏曲研究室工作，南大很聪明，每个教研室和研究室前必冠以“马列主义”的名号，资产阶级的教授在马列主义戏曲研究室工作，想来不免有点滑稽，我想这也是南大的高明之处。

钱南扬先生当然不可能给我们上课。

孙席珍先生

孙席珍先生讲西洋文学名气很大，我也是早闻其名，期盼着早日听到他的课。和钱南扬先生的遭遇相似，他也遭到了高年级教革积极分子的大字报炮轰。除了批判他在课堂上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外，还说他对教学不认真、不负责。前辈学长的大字报上说：孙先生上课不备课，只是在香烟壳的反面写上几条就在课堂上开讲了。端的如何？我们低年级的同学根本不知道。不过我想这也是一种本事，我前时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民国期间有的名教授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案，博闻强记，一二个小时侃侃而谈，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我想孙先生定有这样的学问。

我有个预感，大字报一批判，我们可能也不能听到孙先生的课了。于是我向李灿华同学建议，我们何不组织一个外国文学批判组？李同学我对他至今仍有好印象，浙东山区缙云的贫农子弟，是中师的保送生，中师时就入了党，是班的团支书。他忠厚老实，更重要的是不“左”，那时学生中有的同学也“左”得厉害，我常敬而远之，唯恐一不小心，说错了话，遭批评。得到李同学的赞同，于是我们三五个同学就成立了外国文学批判组。当时系里规定学生组织某课的批判小组，就可以向系申请让老师到学生宿舍接受批评，我们递的是请孙席珍老师和我们讨论问题的申请。

孙席珍老师果然来了，中等个子，戴眼镜。长期抽烟，夹烟的手指和牙齿都有些泛黄。孙先生可能心有疑惑，你们这个年级外国文学都没有开过课，你们要批判什么？进入我们的寝室他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坐下后看到我们对他的态度十分恭敬，可能来时接受批判的戒心也消除了。我们说，请孙老师谈谈对现在批判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的看法，谈谈你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奥赛罗》和《罗密欧与朱莉叶》的看法，该怎么读这些作品？那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社会上也批的厉害，认为是鼓吹个人奋斗，毒害青年。我们提的问题哪里是批判，而是请教。我想孙先生这时也定然明白了我们的初衷，他就一改接受批评的态度，侃侃而谈。第一句话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约翰”准确的拼读应该是“让”，和任铭善先生一样首先是正音，然后详细地介绍了这部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谈了应该怎样读这部小说。因为莎士比亚的“罗”剧和“奥”剧我们看过电影，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孙先生一一作了解答。

大约座谈了两个小时，孙先生说差不多了。我送孙先生离开我们的宿舍。记得还送了一段路。孙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相信孙先生始终没明白这次外国文学批判会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的目的是清楚的，怕今后听不到孙先生的课，就假批判之名，请孙先生给我们三五个人开了个“小灶”。后来，一直到我们毕业，孙先生果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

时间到了年前后，我的那本《浙江藏书史》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安排在杭州出版社出版，当时参与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同志主持的西湖文献的整理，办公地点也在杭州出版社。一日，我正埋头看稿，有人“笃笃笃”敲门进来，抬头一看，一位中年偏胖已然谢顶的先生进来了，仔细一端详原来是孙小昭师兄，紧紧握手问好。记得自那次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与任平兄一起邂逅已然二十多年了。他告诉我，身体不太好，处于待退休状态，住在附近，杭州社聘他为社外审稿，他正在读我那本《浙江藏书史》，有几处需和我商量一下。

那次谈书稿只花了十多分钟时间，更多的是谈席珍先生，小昭兄详细地告诉我老人家离休前后的生活情况，告诉我鲁迅称他父亲为“诗孩”的轶事，我则将大约年我们几个同学假批判外国文学之名，把孙先生请到学生寝室，让他们给我们上了一堂课的情况详细告诉他。我说孙先生逝世后，有几位同学编的一份纪念小册子我也收到等等告诉了他。最后他说你写的这本书中专门为胡士瑩先生立传，为他的藏书活动写了一节，真是有心人。他补充了亲见的见闻，说胡先生在杭大新村和我家是邻居，小时候常去他家借书看。我将他说的，补充到我写胡先生的专节内。

胡士瑩先生

我早就知道胡士瑩先生是一位明清白话小说的专家。而我在读杭州大学时曾一度有意将来毕业后业余研究明清小说，按理应该多向胡先生请益，但是在杭大读书四年，胡先生没有给我上课，当然也不敢到胡先生的府上贸然打扰。不过差可自慰的是年我所著的《浙江藏书史》中专门有一节写了胡先生，节的名称是《胡士瑩霜红簃藏书》，在勾沉胡先生生平之后专门介绍了他的藏书活动，尤其对他年青时手抄的明平湖《渐斋诗抄》，此书旧有嘉靖本，传世甚罕，胡师曾加手录，清平湖蒋元《辟毛先声》，光绪《嘉兴府志》称此书未刊已佚，胡师据平湖葛氏传朴堂本抄藏。此外所抄藏的尚有仁和谭献的《复堂未刊诗》等，所藏多嘉兴、平湖一地乡邦文献。士瑩先生除大学名教授外，还是一位学者型的私人藏书家。年浙江省举办文献展览会，胡先生送展藏书多种，《文澜学报》还刊发文章作了介绍。

在此节的结尾，我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笔者于年至年就读杭州中文系，其时运动较多，时有下乡之举，读书四年未得士爆先生亲授。虽知其霜红簃藏书较多，其时兴趣不在此，亦未登门请益，至今思之，追悔莫及。据孙小昭兄见告，胡师藏书颇富，有宋板、明板、清板，皆用原配之红木书橱十余只庋藏，颇精美。胡师卒后，由师母主持捐赠杭州大学图书馆。小昭兄为孙席珍之公子，胡孙两家为邻居，小昭兄儿时常出入胡师家，并借阅过不少明清原版古典小说，胡师从来慷慨允诺，所言可信。士瑩师身高，操平湖乡音，为人和蔼可亲。校园见之，必止步称先生，士瑩师亦必含笑作答，此近五十年前之情景矣。

士炫先生没有授过我的课，是遗憾，但我的著作中专门写了人们较少了解的、他的藏书的事迹，我心中又有些许的安慰，作为学生也算对得起老师。

写了这些一面之缘的老师，我只想说明一点，即是我读书时节，杭大中文系确是名师硕儒众多，但有不少我景仰的先生都没有给我上过课，归结起来一是运动多，运动一来，随时可以停课。从主观原因上说，我想老师都是爱护学生，主动上门请教，老师定会热情对待，尤其我是连跳五年考入大学的，老师可能会更关心我的，这样的学生毕竟少。但那时总觉得水平低，不敢主动去请教老师。更重要的是大约年的红专大辩论，过后又是拔白旗，向党交心，什么是又红又专，没有标准。不知怎样才好。尤其是向党交心，只能绞尽脑汁，往自己头上扣大帽子，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拔白旗，更是吓人，戴上“白旗”的帽子，就有可能到农场劳动，成了敌我矛盾。一位主要班干部在红专大辩论中，有意无意的批判白专并联系实际，听来他所谓的“白专”就是指的用心读书。在这样的氛围下怎敢埋头读书？怎敢请老师指导读书？

在十分苦恼无法排遣下，我曾跑到松木场省委宿舍去找老领导。我说：李秘书，我想退学了，你能想办法让我回机关吗？他问怎么回事。我说原来想考上大学主要去读书，现在几乎是经常政治学习，向党交心，不挖掘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不给自己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简直过不了关。他沉思了一会说：不可能。机关去的同志都是左派（我猜想那年正值反右，可能进行过第二次政审）。小顾，你考上大学不容易。当然你很努力，但要知道我批准你去报考也有压力。别说副科长，就是我上面的处领导也不赞成。他们的意见是你刚二十岁，培养了多年，正要使用时，你却要走了。我对他们说：让青年人试试，考取了对国家有好处，考不取不仍留下机关工作吗？不说力排众议，同意你去报考，我也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你坚持一下，真不行你要回来我给你想办法。

对这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是很信服的。听了他的话，我坚持一下，坚持到了大学毕业。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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